玉门杏子黄熟的时节，刘庆杨从画室往住处走，半路一位大爷追上来，递过一包杏子:“专程摘了给你们送来的。”刘庆杨一愣，问是不是认错了人。大爷说:“不会认错，你穿着临摹组工作服呢。”
当天下午，两个小孩摸到工作室，递来一张纸条:“我希望刘老师画画能画得很漂亮，画得越来越快。富振宇。”刘庆杨问他认识自己吗，孩子点头:“我们村里人都认得你。我也会画菩萨。”刘庆杨给他们套上石灰色大褂，两个孩子安静地坐到了桌旁。
这是临摹组驻扎昌马的第四年。志愿者每年5月上山、10月下山，像候鸟一样。四年前他们是外来人，如今村里人人认得他们。工作室门口的牌子也从“临摹组”变成了“河西中小型石窟临摹研究基地”。负责人刘庆杨，常年戴一副圆框眼镜、一顶宽檐草编礼帽。
他们管自己叫“昌马新青年”。他们到昌马来，是为了补一块拼图。
1932年，大地震震塌了昌马石窟群南北两段，只剩中段四个窟。第二窟后室十二尊赴会菩萨中，八尊露齿而笑。露齿菩萨别处也有，但密度如此之高，国内罕见。然而2023年之前，这里从未进行过成系统的整理临摹，它就像敦煌艺术谱系中被遗忘的一块拼图。今年7月，临摹组在第四窟前室门楣内侧新发现疑似西夏文字题记，若释读成立，将是昌马石窟首例西夏文字实证。
刘庆杨，山东淄博人，天津美院毕业，研究宋代院体细笔绘画。2020年，他带队到西部考察，路过昌马，本想“顺带手看一眼”，进窟却愣住了。壁画的色彩保存之好出乎意料，而菩萨嘴唇画得厚，凑近看，原来画的是牙齿，画师还特意涂了白。后来统计，昌马石窟共有二十二尊露齿菩萨，全国罕见。2023年，经玉门市政府部门同意，他们开始了首次系统性的整理和复原性临摹。
“复原性临摹不是复印，得先把壁画提炼成线条，再区分每一种颜色，遇上残缺部分要参照当年工匠的用笔习惯去补，才能保持画面统一。”刘庆杨说。昌马石窟保存下来的壁画约300平方米，他原以为三个月就能画完，四年过去，才刚刚开了个头。
志愿者从各地而来。第四期的林哲轩是悉尼大学交互设计专业研一学生，想把石窟壁画做成数字化交互体验，下一步计划接入VR。宋晨澳捧着手绘小样反复测试色彩，只为让更多人看到露齿菩萨的原貌。张语涵，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系学生，在风沙中感悟:“我们现在看到的壁画，已经是比明天更完整的样子。”就在采访前两天，她辨认出第四窟门楣上一组疑似西夏文题记，临摹组随即将图像开源发布，人大、北大的西夏学学者纷纷回应。“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才是全民普惠的学术状态。”刘庆杨说。
他们补拼图的第一块实地成果，是一座陈列馆。2022年主体完工，内部空空荡荡。设计师韩斐是第二期志愿者，没有照搬博物馆标准模板，颜色从昌马本地取——墙面用夯土暖色，空间点缀青绿，因为青绿是昌马壁画最重要的颜色。馆里最精彩的部分，是1:1复原的第二窟，宣绒布模拟壁画质感，残缺处翻出1964年老照片，由志愿者照着补上。
而真正让所有人确信“被召唤”的，是一道天光。昌马石窟后室上缘有两个孔洞，志愿者判断可能有采光作用。一天清晨，阳光沿着采光孔直直照进第二窟后室，照在那尊最美的露齿菩萨脸上，短短十多分钟便消失。惊艳的瞬间，让一群年轻人虔敬无言。
工作室后来设了周六开放日，给村民放纪录片、讲敦煌、讲文保。村民们听得认真，也给志愿者讲民间传说。公开课还曾走进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巡讲。有学生问刘庆杨，所学专业前景不明，该如何坚持。刘庆杨说:“相信时代的力量，相信相信的力量，相信行动的力量。不以功利心出发，一定会给你公正的回报。”
他们在所有人奔向城市的时代，选择聚到一个没有快递、没有外卖的乡村，做一件“没用”的事——复原千年壁画。而正是这种“无用”，构成了文明最坚硬的核。
常书鸿在废墟里重建敦煌，樊锦诗用一生守住敦煌，刘庆杨带领的“昌马新青年”，则在用燃烧的青春，补上敦煌艺术谱系里那块最小的、也最容易被遗忘的拼图。刘庆杨常说:“我们就是昌马的一个小乌托邦。”乌托邦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它能否实现，而在于总有人愿意为之出发。
等下一个春天，又将有下一批年轻人，翻过妖魔岭，沿着13公里的上坡路，走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