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于北京举行的一场媒体圆桌会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常务副院长、国家神经疾病中心常务副主任唐毅指出，对于阿尔茨海默病而言，早期识别、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非常关键，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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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会导致记忆力和其他认知功能逐渐衰退的致命性疾病，占老年期痴呆的50%至70%，也是主要的致死疾病之一。目前，我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就诊率为28.6%，轻度认知障碍就诊率仅为2.8%。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经是疾病的中晚期，错失了获得早期诊疗的机会。
同时，阿尔茨海默病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有研究显示，2015年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年总费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7%，达1.1万亿元人民币。据推算，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社会经济成本将达到3.2万亿元，在2050年将达到11.9万亿元。
有观点认为，近年来，随着诊断技术和病理研究的迅速发展，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迎来了新的曙光。但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应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生态系统，提升早期诊疗水平，依然任重道远。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最迫切也是最可行的第一步。
在唐毅看来，目前我国的阿尔茨海默病诊治存在“四低两少”的问题。“四低”是指对该病的识别率、就诊率、诊断率、治愈率低。有研究显示，只有20%到30%的患者能够及时主动就诊，在轻度认知障碍阶段，只有不到2%的患者会主动就医。约36%的患者在第一次就诊时能够准确诊断，其余患者仍需要二次、三次甚至多次就诊才能得到较准确的诊断。
“两少”则是指专门从事认知障碍疾病诊治的医生和记忆门诊数量少。2021年一项调查显示，我国约有10万名神经内科医生，其中诊治认知障碍疾病的专科医生约为2000人，且基本是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2020年的统计显示，全国三甲医院中，不到10%的医院专门设有记忆门诊。
如何实现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早诊早治？唐毅认为，突破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方面的突破。目前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检测技术，各方都在积极探索，特别是生物标记物和血浆标记物等技术的研发。“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尽快取得突破，并且获得药监部门的审批，在临床上用于患者的筛查和诊断，可以极大地提升早期诊断率。”
二是提高医生的认知。唐毅也提到，我国通过各种途径对医生进行了相关知识的教育，比如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认知障碍疾病专科能力建设项目于2021年启动，在全国范围内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目前已培训5000多名医护人员，超过60%来自基层。
三是建议有效的筛查诊断模式，高效、准确地筛查出能够进行早期干预的老年患者。
此外，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不仅需要医疗层面的支持，也需要日常照护层面的帮助。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理事长顾春玲表示，阿尔茨海默病发展到中期，精神行为症状会成为诊疗的主要挑战，家庭照护者面临的压力尤为突出。到了晚期阶段，患者可能已经从失智发展为失能状态，进一步加重了对照护的需求。家属需要寻求更多的外部支持，包括居家护理、养老机构及社区照护体系。此外，病人家属、照护者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心理支持。
顾春玲指出，阿尔茨海默病也有非药物的干预方式，以及非正式照料即患者在养老机构以外的家庭中得到照护。这类患者群体需要更完善的照护方案，以提升照护者的能力。
我国有近3亿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如此庞大的群体中开展阿尔茨海默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唐毅也表示，这需要“医、研、产、政”各个领域的力量汇聚起来，共同应对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在关心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这个群体，可供使用的技术、手段也越来越多。“众人拾柴火焰高，众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一起努力，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生态圈。我相信，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一疾病。”
